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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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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新工人群体的“罪与罚…
45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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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群体的“罪与罚”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导读

苏州工友家园全桂荣

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要写关于《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文字时,我潜意识里突然就冒出这么个有污名化我们新工人群体之嫌的词来,而且还觉得非此词不能准确形容当下自己对我们群体现状与未来的看法。

我们知道,新工人群体的诞生,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波及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但如果仅溯源于此,我们就很难理解新工人群体以农村为故土的情结,以及城市人口高高在上的倨傲和自我优越感。

从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的《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到1958年出台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发育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初衷是对城市“三无”人员救助的),到1989年《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等等,无不透出国家机器对于新工人群体的过分“关心”。即使到了现在——2014年9月,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壁垒森然,如北京对于新工人群体及其子女的各种“驱赶”手段依然在粗暴的进行中,新工人群体户籍地与工作/生活地间的迁徙依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迁徙还要艰难。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我身边也太多这样的例子:在某地工作、生活了十几、二十、三十多年,依然只是“农民工”的身份,最多给个“新市民”、“新XX人”的称呼,或者给办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居住证”,或者推行荒唐的积分入户制度。如果没有对新工人群体历史形成根源的制度性有所了解,就很难知道新工人群体目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群体本身,更应该了解“制造”出我们群体演绎过程的制度变迁,以及在这过程中我们群体的应对与抗争策略。否则,很可能就会像《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所说的“中国打工者,不要等到打工者第三代才认清前进的道路”,那样的话,新工人群体所受的“罪与罚”将更多:

有个工友常在人前显摆自己是“老苏州”,的确是哇:他从1982年就从苏北某市来到苏州,可是苏州与他有一毛钱关系吗?三十多年来,除偶尔回老家外,他在苏州做了二十多年的建筑工,苏州有不少楼房他是建了又拆,二十多年来他都住在工地六到十多人一间的临时工棚里,经常来个说走就走的搬“家”。老婆在儿子出生后没多久就回老家了,这么多年来三口之家一直分居两地,这难道不是世间的人伦悲剧?他现在还面临的尴尬是:没车没房没社保,人老了工作不好找,回老家也没人要,小生意不好做,怎么搞?

这样的例子在新工人群体中绝不是少数,可谓比比皆是。我以前有个同事,夫妻俩从小孩将近一岁离家,六年来为省路费不敢回一次家;有个工友的孩子因父亲常年不回家,二十年来没叫过父亲一声爸爸,虽然他也跟父亲一样加入了“打工”大军;有个工友的女儿常年见不到父亲而有严重的抑郁症……本书中有两个外出时间比较长、但还年轻的工友—王福维、王佳也面临这方面的挑战。而王美丽则想着“我要离开,这不是人待的地方”,可是哪里才是“人待的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资本为王的今天,我们能逃离到哪里?逃离是否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佳选项?

如果说第一代的新工人还有切实的故土关系与情结,所谓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新工人呢?一个从小出生(1997年出生)在苏州的小伙子在一次讨论家乡中说:“我是四川人呀?(每次介绍我是四川人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他其实只回过几次老家,已经在苏州工作,一起与他从“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中专集体退学的同学们,也陆续在苏州各个工厂里成为“老工人”了。这些年轻人对故乡所拥有的,只能是被社会主流文化所塑造的乡情了。

张萌的例子也非常有意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多新工人的典型:因为自小所受到的非人苦难(书中篇幅所限,没有过多涉及),以及青年成长过程中的遭际,她对匡扶正义、社会救济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想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但在强大资本文化的型塑与攻势下,很快就转到“只要问心无愧”就可以的状态。而“心”是什么样的“心”,则是扑朔迷离的。但可以看到:当物质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时,曾经的理想与梦想只能沦为一件褪色的旧衣服,道德的堡垒和底线在步步失据。

正是强大的社会主流或权贵/资本文化,才有新工人群体的几近群体的“迷失”,也才有新工人群体现在对于自身“文化与命运”的思考、探索与实践。

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新工人个体在城乡之间奔波劳碌,是一种集体迷失的状态。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新工人是人,不管外界冠以我们多么“优雅”的名号——盲流、农民工、打工仔/妹,捞仔/妹……我们终究是人,是四肢健全、头脑发达的人,我们终究会思考我们的迷茫、命运,会探讨社会的公平正义,会关心关注社会的发展以至人类的进步。正是有这种“本我”——主体性的存在,才有越来越清晰的对于自身“文化与命运”的思考、探讨、实践,也正是基于这些客观真实的存在,才有了这本《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这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吕途老师会经常把进展透露给我,书里的人物以及吕途老师我也大都熟悉,我想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带着以下几点视角去思考可能会对本书有更好的理解。

第一,新工人群体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是政策性、制度性因素造成,是社会性问题,不仅是个人或群体问题。之所以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新工人群体问题受教育低、能力差等问题,把社会问题个人化,认为这些问题与自己不相干。但要知道,亲,这世道,谁比谁傻呀!为啥你轻轻松松有房有车有城市户口,有些人辛辛苦苦没房没车不说,还得睡工棚甚至大马路?看问题时,我们得有最近几年政府大力推行的“社会工作”的视角。打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一户家庭被一群匪徒打劫了,不仅成了穷光蛋,精神还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还都被打残了。一般人可能只会想到给他们捐款捐物,奉献爱心;社会工作不一样,社会工作者除关注该家庭当前急需的医疗救治、物资援助外,还会进一步关心该家庭成员的精神创伤,以及伤残成员的就业/学问题,修复该家庭的社区、社会关系,增强该家庭的社会抗风险能力。优秀的社会工作者可能还会进一步关注类似这样的家庭人群以及社会政策改善等,更进一步的甚至会好奇匪徒因何而抢、为何而抢,从而可能发现更多的社会问题……当然,如果有人觉得这户家庭被抢是合理的“制度”,活该!那就没什么好说了。

这样的认识分歧不仅在其他阶层,在新工人群体内部的分歧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一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里关于公平的讨论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里关于制度的讨论不多,但每个人的命运实质上无不受着无处不在的制度的影响与制约。

第二,切忌带着道德评判的有色标准去看工友们的具体言行。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某件具体的事情来评判某人道德怎样、素质怎样,但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并不一定是具体事件信息的全部。比如有些人说工友喜欢随地吐痰,在某些人身上的确是事实。像我接触到一个建筑工地工友,走到哪吐到哪,不管地面是否干净,我忍了他很久。有一次,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醒他注意卫生。他很羞愧,又有些无奈:“我也不想吐,可是嗓子很痒。在工地灰尘很大,不吐就堵得慌,久而久之,不吐就不舒服。”听他这样说,我倒担心他会不会得尘肺病,对他随地吐痰的习惯也多了些容忍度。但并不是说,就赞成他的随地吐痰。

另外,道德标签化容易让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如以前有个当地人对我抱怨新工人素质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不爱卫生,到处乱扔垃圾。宥于当时当地特定的场合,我不便反驳,但一直耿耿于怀,借此机会回应有这方面的认知的朋友:当工友来到一个地方,找工作屡受中介、劳务派遣的坑害,工作强度超大、工资不高又屡受责骂,有些城乡结合部的居住环境还类似老家的猪圏,在社会上还受二等公民身份的歧视等等,某些时候,想杀人的心都有,还谈何归属感,咋把暂住地当家园呀?七月份杭州、广州、长沙公交纵火案的当事人即是有这方面因素在内的超极端案例。

还想罗嗦一点的是,社会风气都如此,怎能要求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工友做道德的圣徒?!前两天有个工友跟我分享他的负疚感是如何略微得到了减少的:现在被曝出的众多贪腐案件,他刚看的《粮食战争》(英国,拉吉·帕特尔著)里的各种政治势力借粮食来斗争的黑幕,让他的职业找到了一些可“竞次”的参照。他前段时间从工厂里出来,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劳务派遣公司做下游人力中介的生计手段,里面的各种靠蚕食工人利益而生存的手段让他很愧疚,说都不好意思来见其他工友了。“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社会丛林法则让他良心的焦虑有了合理的解释,这正应验了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里的话:“受压迫者之所以一直被压迫,是他也相信了一套压迫者建立的规则。”本书里,苏浩民被弟弟骗去传销窝点,传销的规则与此是何其相似!

第三,新工人的文本和理论滞后于现实的可能性。几年前,吕途老师就有写类似书的想法,这些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也源自现实里新工人的行动与实践,这些行动与实践可能在新工人群体里已存在许久,而新的行动与实践已经在不断地发生与创造着。本书文字撰写的一年时间里,就发生了许多新的事件与变化。如深圳哥士比鞋厂女工周建容因维权抗争而跳楼、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厂因粉尘爆炸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深圳迪威信公司工人代表吴贵军因抗争被拘捕九个月又终获国家赔偿、珠三角一带风起云涌不断成功的集体谈判等等。

从《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到《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我们可感知到新工人自身主体性从确立到确定,以及进一步去探索、解决被迫的“罪与罚”的过程。当我们疏理并清晰认知到这些——生活的、社会的“罪与罚”的来龙去脉,才能知道下一步的目标在哪里,和怎样去行动。

新工人群体因上述种种的被动与主动的“罪与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的复杂与艰难。但历史和现实已经教育新工人群体:如果总是被动和被迫的接受“罪与罚”或“奖和赏”,那么就永远不能够摆脱命运和社会的嘲弄。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新工人文化的实践”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强烈主体性在内的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员们如何从群体的角度与立场出发,探索新工人群体的文化体系构建、教育需求满足、经济建设尝试以及互助合作联合体的可能等等,让我们看到了新工人群体在互助合作、自我满足上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洞的理论与口号,而是基于长期的实践探索的经验凝结。在这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迷茫、苦闷、纠结、行动的过程,但几乎都有相似的特质:青少年时期的梦想、理想→工作、在社会的遭际→社会的种种导致的迷茫、苦闷→思考、抗争与行动→型塑自我、群体的主体性构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改造者。这样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改造者在新工人群体中还不够多,但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新工人群体结束“罪与罚”的希望,当越来越多的新工人成长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改造者的时候,新工人群体的“罪与罚”才会寿终正寝!

而要做到这些,需要我们新工人群体不断地反思和行动,才能够认清和改造我们群体自身的“文化与命运”!

当然,本书并不是全部几亿新工人群体思想与行动的集成,想要一本书穷尽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思想与行动是不现实与不可能的。读者要想多了解新工人群体的现状与未来,还是在看了本书的基础上,再多多关注现实中的新工人群体才靠谱。

希望我的罗嗦或浅薄的分享能对大家理解本书或新工人群体有所助益。

2014年9月10日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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