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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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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中国工人在世界的位…
373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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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在世界的位置

西尔弗的著作《劳工的力量》通过详实的信息回顾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共生和斗争。资本主义发展制造了劳工群体,而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劳工而追求更高利润的本质又会引起劳工对资本的反抗。这对矛盾是世界近代史的主要内容。《劳动的力量》研究小组所收集的数据来源是:

1870年到1990年的《纽约时报》

1906年到1990年的《泰晤士报》(伦敦)

1870年到1905年帕尔默索引(Palmer’Index)(在线)作为《泰晤士报》(伦敦)关于劳工抗争报道的另外一个信息来源

汽车工业的兴盛创造了大批的汽车产业工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造成对工人压迫,必然引起工人越来越大规模的反抗;在一个国家的罢工浪潮兴盛的时候,就是资本转移到下一个国家进而促进下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时候,产业发展创造产业工业,这又制造了另一个轮的共生与斗争的循环。根据汽车工业的现有数据,汽车工业在一个国家兴起到鼎盛一般经历10年左右的时间,而从产业发展鼎盛到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浪潮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

那么资本是否可以期望在中国的产业工人发生大规模反抗之后再转移到下一个地区和国家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她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李昌平老师用“中国拐点”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工业化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但在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再进一步说,到现在为止,制造业已经横扫过三大洲了,包括中国在内靠制造业创造巨大利润和产业工人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40%。也就是说,制造业是有空间向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其他地区转移的,但是,从规模上、速度上都不会像在中国这样。况且,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劳动力,而且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也需要社会政策、文化制度等同时发挥作用。

在中国,我们的确看到了产业转移,一是加工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二是小部分产业向越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转移。但是,这不会改变上述判断,即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代替中国。

现在在世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产业转移,就是某些产业转移回美国和欧洲。这样的转移对世界工人运动并没有坏处,因为美国和西欧是经过工人运动洗礼过的地区,工人组织虽然遭到产业转移和新自由主义的破坏,但是工人的组织经验和工人运动的精神仍然保留在那里。

中国工人应该具备的一些思想认识

也就是说,中国工人不仅承担着中国发展的历史使命,也承担着世界工人前途的历史使命。如果想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从思想上需要做这样的思考:

(1)不可以向西方的金融模式/美国华尔街学习,那样只会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我当然不是反对合理合法的集资和金融活动,因为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但是以买空卖空为核心的金融行为只会制造泡沫,最后让大多数无头苍蝇般的股民损失自己的全部投入,让少数金融巨鳄富可敌国。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2013年3月,在苏州和一位技术工人聊天,聊起打工者的出路,他说,我们中国人这样拼命干根本没有出路,必须走产业升级和金融业的道路,就像美国那样。真希望我们的工友可以去看看美国底特律的状况,那里曾经是世界汽车业制造的中心,但是并没有因为所谓的产业升级和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持续它的繁荣。如果我们被资本的逻辑所俘虏,那么我们就只能被资本所利用,然后被资本所抛弃和毁灭。资本会诱惑我们,用一夜暴富来诱惑我们,并且它的确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了,资本用这样的例子点燃很多人的贪欲之火。

(2)不要简单地学习西方的民主模式。我在网上并不活跃,我的微博也很冷清,我更多地把网络获得必要咨询的方式。但是,我偶尔在网上发表的对美国工人恶劣状况的揭露和对美国民主的批判性思考却引起了数位网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恶语相加。我很诧异,为什么批判美国倒好像揭了某些人的主子的短了呐?这也更激发了我打破中国人的美国梦的想法。

我对政治和民主的看法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国家。贪官污吏的确大肆掠夺国家财产,官僚体制的确不作为甚至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思考的是,假如今天发生了革命,把这批坏蛋都打倒了,那么新上台的人就都会是好人或者成为好人吗?我这样说绝对不是反对革命,而是认为激烈革命和漫长革命(每个人都需要改造自己,日常的文化革命)是同样重要的,需要彼此配合。从个人层次,最大的政治就是一个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如何做自己的工作;从社会层次,衡量政治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标准是:人与人之间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平等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如何,是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

(3)不要简单相信市场。市场让我们失去自由。弗洛姆论述道:“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迫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水平;他不得不接受市场的条件,否则他就无法生存。所以,所谓个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个人只知道没有什么外部力量迫使他签订某些契约,他却不太知道,在他背后,市场规律在起着作用。因而,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虽然实际上他并不自由。”我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工人工作的情况,大多数工人的流动性很大。我在台资厂的车间打工时了解到,产线上干得最长的是两个30多岁的女工,干了两年多,而多数只干了几个月。工人流动性如此之大,看似有流动的自由,其实只有“不干这份工作的自由”,换来的只是必须去干下一份大同小异的工作的不自由。

市场让社会失去道德和人性。资本和市场就是要扭曲和挖空人的善恶观念。就如同弗洛姆说的:“如果市场和契约可以约束人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无需知道是非善恶了。”资本在所谓自由市场的幌子下大张旗鼓地做所有有违道德的事情,却显得合理合法。弗洛姆[同上](pp75)论述道:“剥削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的行为,剥削者在某种程度上隐身了。是市场规律强迫一个人为了仅能糊口的工资而工作,……没有人该对这一切负责,没有人有罪,也没有人能改变这种情况。”比如,当工友在工作场所得了职业病,如果要追诉责任人,他得自己去医院证明自己的病症,然后,如果老板不承认,他得去劳动仲裁或者法院才能申诉自己的权力。市场和契约在法律的保护下,失去了人的面目,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

市场让个体/工人失去了力量。在市场之中,人被割裂成一个个个体,一个个和企业签约的劳动力。人们靠竞争生存,适者生存。人们靠成就感获得满足感,比别人强才能得到认可。市场让人相信,不需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而生存,只需要依靠机会和技能。如果一个人在市场中受到侵害,他需要的是诉诸法律,如果法律不能帮助他/她,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在市场的力量下,政府不再成为人民福祉的责任人,社会也不再是人生活的世界,而是商品销售的领地,人被简化成了劳动力和消费者。在市场的强大的、无形的控制下,个体人没有了团结的空间、失去了团结的力量。

(4)中国需要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李昌平老师论述了“‘中国拐点’和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关系:“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全球一般制造业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不仅中国,几乎所有加入到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落入‘出口导向工业化陷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出口)依赖、高外储、高(输入性)流动性、高通胀、高分化(阶层和地域等两极分化)、高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低粮价(低粮价挤出农民工)、低工资、低保障、低人权、低城市化率、低内需、低稳定。这‘九高七低’可以概括为四句话:①发展简化为消耗资源换美元的过程;2、发展经济的目的逐步异化为满足发达国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3、经济增长陷入美元依赖和发达国家消费(市场)依赖;4、资本追求美元积累的代价由国内民众消化。”那么结论是,中国一定要发展独立自主的产业和经济模式。

全球化在极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如果是为了劳动者和人的根本利益,那么世界范围的互通有无、互相促进自然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当全球化只是为了资本更方便地掠夺廉价劳动力、掠夺资源和市场的时候,资本横扫之后的地方留下的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是建设在沙漠上的繁华,这已经可以在东莞和深圳的某些工业区看到端倪了。

(5)追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我们好似陷入了一种“不得不”的漩涡中,在这个漩涡里我们深信,只要挣到了足够的钱,一切就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收入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我们的收入永远赶不上商业化制造的消费欲望;城市发展了,但是住在城市里的人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租不起房子;医疗发展了,但是很多打工者无法享受医疗服务,受了工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和赔偿;教育发展了,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迷失了,考不上大学就好似没有了前途,大学毕业也没有所谓的好工作在等待;我们的生活好似很繁华,我们的环境肯定是越来越差。这一切种种都让我们迷失,同时又好似有无尽的前途/钱途在等待着我们。这一切都是资本逻辑在作怪,当然资本不是自己在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权力、通过被资本驱使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达到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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